樗，意为木质粗劣。

今日手中握着一本《我心犹同》，法语为：“Et toute ma sympathie”，封面是Sagan俏皮的小与闪光灯下瘦瘦的脚踝。


里面有一篇叫《自然情感》的小短文，读得很喜欢。


那一瞬间我对Sagan的喜爱有些要超越Duras，马上告诉自己，那是不对的，她们是死对头，我永远爱着Duras，那感觉就像亵渎一样，不忠诚地喜爱，但那时为什么给予我了一种新生般的力量呢？

看见网络上的人热烈地讨论着床头书、同性恋明星的真爱，顿时感觉与他们遥远。我没有认真地看过亦舒的书，听说那会给人赐予力量，是给女性罢。但我却坚信着老子、庄子、孟子的智慧将远远超于后人。

《易经》分上经、下经；就如同人分外在、内里。
恨不得床身就是发出书香气的古典名著。

摘---『墜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

麻将

在中国，四个人的游戏泛滥在成年人的群体里，麻将可谓独揽其稳如泰山的地位。

麻将是一个隐喻。四人一桌，四人一台戏，缺一不可，如同鳞次栉比的房屋，紧紧相依。

麻将，即恶。

诈骗的行径充斥着整部电影。四人之中，富商的儿子“红鱼”是老大，从小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学到了许多做恶的方法，相信可以通过欺骗方式的给予获取别人的信任，从而奴役、控制他们；“香港”是把妞高手，但也是性奴役的实践驱壳；“牙膏”是个秃顶兀鹰，伪装自己成为小活佛，给别人算命，又下意识地制造不测来实现别人对他地信任，从这些不定期的“成就”中获取利益；“纶纶”是他们三个人的好帮手，精良的语言让她的地位大放光彩。“香港”诱骗女人，以种种理由，用身体实现了从诱奸到轮奸的目的；与此同时， “牙膏”给人算命，所谓预言中的不测总在四人的策划中在现实中上演，可怜的受骗者被拖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盒子里，愚蠢地以为能得到消灾的回报。

（1）以金钱利益挂帅的台北社会：

1996年，台北市，霓虹灯闪烁。国际城市舞台，难免出现真情难辨、欺人太甚的场景。
四个叛逆青年的“犯罪四人帮”骗财骗色，尽管观影者认为情节落入俗套，而旁观者清，也就因为这一姿态从影片中学会了什么，或者说，仅仅是反问了自己那一句：
“你到底想要什么？”
以金钱利益挂帅的台北社会，荒谬可笑。电影的开始，就是台北夜晚的马路，闽南语充斥着调戏、嘲笑、暴力的气氛。一句“要杀掉他们吗？”之后，就是几下轻蔑的笑声。富商之子唐从圣与父亲张国柱闹不合，便跟年轻朋友张震（香港）、王启赞（牙膏）和柯宇纶（纶纶）组成骗色敛财的四人帮，在酒吧中碰到从法国来台找寻男友的少女马特拉，想对她下手。紧接下来的骗人故事迂回曲折，充斥着烟酒气氛的歌舞厅场所、出租房、兄弟的分享、诈骗的行径，无疑是杨德昌对世故犬儒式的国际大都会的冷嘲热讽，高度悲观的感叹，教人不寒而栗。

（2） 欺骗即是虚空：
电影中的“红鱼”，以为自己很了解骗人的技巧，诈骗的成功之道上，都是成年人的反射，而这恰恰是人性黑暗特性在作祟。“红鱼”以为别人都不相信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欺骗就是获取利益的最佳的捷径。
杨德昌在谈到《麻将》这一部电影的时候，这样说道：“我觉得台湾的小还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困难，怎么样都可以过。不像西方，有失业待业的问题，收入的问题。亚洲的孩子世界里没有这些，也因此特别缺乏反省能力。他们没有过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商业电视，媒体的基础都是大广告，这种东西最容易掉进去，大家只有赚钱不付出，最后就是骗人骗钱。因此我设计的这个故事，很重要的是要这些孩子面对生死的问题，在怀疑的当儿，他的所有虚伪、自信会被瓦解。觉醒和顿悟的那一刻，是到最后的亲吻，原来一切都那么简单。”
导演蓄意在电影中放置了国际性网络，在台北混的外国人、法国发型设计师、亚男欧女，还有来自香港的Angela，小岛被点染成为一个不大不小、不伦不类的国际都市。在场景中营营役役，覆水难收的关系中，父子割破了感情线，高攀的国际身份，却迈向了死亡。而片尾的那段街头拥吻，张伟雄先生（《香港电影回顾1997》）则在浅浅地问道：“这是杨德昌对少年人少少的信心重拾吗？或许只是很想想像一趟。”

2008-09-27

1960年的台湾，正在经历一个人龙混杂的迁移时代。少年拉帮结派，抡起棍棒为所欲为。夜晚，他们在校园走廊里操着不同口音互相推搡，一个头头带着自己的“兄弟”，常常手中握着个砖头，上空弥漫着满是大男子义气的口味，何等坚决。最后，悲凉的杀人结局，正统的道德超越了价值底线，电影所要表达的不仅仅只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用摄象机的强光直面扫射那个年代的荒唐、奇异、亟欲突破矛盾、来回挣扎的尴尬时代。


“你是不是很想改变我？你想把我当生物实验课啊？我天天这样子都好自在。如果我不改呢？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你好自私，你凭什么啊？”

六十年代初的台湾就好像一张泛滥着灰色的旧照片的，人们表情生硬，失落、绝望、乡愁之种种情绪笼罩了整个城市的上空。来自四面八方的外省人从大陆乘船而来，跻身在这个南方小岛。大陆的气息很快的从语言中蔓延开来：山东话，上海话，苏北话，四川话……人们迫于生计在这个城市奔波忙碌着，仿似一盘乱沙。随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逃到台湾的家眷们形成了一个个被人们称为“眷村”的小村落。在这样一个人员混杂的城市里，成年人自有他的忧愁，而年少的他们：小四、小明、小马、老二、小猫王、飞机、滑头、小虎、小翠……成长着，并拉帮结派地出来混，“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渐渐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帮。 电影中的“217”是用台湾方言说的，男孩子们的对话里总带着“哥们儿”，儿话音的尾巴还未被南方方言同化。正在消褪的日本文化，美式录音机，旧书报摊上的色情杂志，无所不在的政治压力，公车旁的成排坦克，于无形中制造了一种时代的灰色背景。


民国四十八年，台北市。 建国中学夜间部的男生小四是个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家里共有５个孩子，大姐为了帮父母承担家庭重担，放弃出国的愿望；二哥和小四一样，沉默寡言；三姐是个虔诚谦卑的基督徒；而家里最小的小妹却是个发育迅速的小女孩。 少年们是台湾的下一代，而他们的父母却在迷茫地路途中寻找自己的未来，惶恐中还得兼顾家庭。这些少年在墨绿色校服里，被规制着，却又不断地壮大着自己的幼小，一点一点地磨砺生存的意志，却泛滥了道德底线。 小四是典型的好孩子，一家人都指望他能考上名牌大学，将来好提升全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他有一个喜欢摇滚乐的自称“小猫王”好友，两人在夜里偷偷去树林看情侣幽会缠绵，但与“小公园”混的那帮少年人过着的是完全两样的生活。 因为小明，小四初恋的情愫被萌发。那股线就跟触电了一般，他也更是坠落在一个无底深渊，开始被帮派势力力量牵着鼻子走。有没有“种”在“小公园”混很重要。小四新认识的仰慕对象Honey猝死，父亲因为职业上的政治压力导致精神崩溃，再加上看透了“欺骗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是不是能用刀来解决，杀人，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小明：“你这人真好玩耶。”
小四：“你笑什么？”
小明：“笑你好老实啊，你这种人以后回吃亏的。”
小四：“为什么？”
小明：“你就跟Honey一样，每天都不服气。每次我都想跟他讲，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

讲这些话的时候，小四和小明在黑暗的仓库里。他拿着手电筒，也许曾经那个手电筒也曾在别的哥们儿手里邪恶地照过女孩子下体的若隐若现。小明走在平衡铁上，光从仓库进来，只见到了小明的轮廓，不那么鲜明。到最后，她却死在小四手中。 一切都是因为对一份真挚感情的戏弄、控制和转移。 被失去控制和理性的小四连捅7刀的小明当场死去，小四也被拘捕，判了16年的刑罚。 故事的结尾，是女孩唱诗班列队而站，和电影前刚开始的那一盏微弱的小灯泡一样，在摇摆，在忍耐，这个时代下的悲剧，也许正印证了电影中老师跟小四推着永久牌样式的单车之时的谈话：


“如果一个人要为他没有犯的错，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所以啦，读那么多书，就在其中找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啊？”